1937年7月7日夜，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拉开序幕。

随着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序幕的拉开，中国大地上以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博弈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调整。从1936年开始，中共的口号就开始从“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这有点儿像当年义和团的旗帜从&......

1851年，洪秀全、杨秀山等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这便是曾经蔓延半个南中国，延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洪杨的部队从广西一路向北，经湖南进湖北，陷武昌，沿长江而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仅两年时间，到1853年3月打进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于是定都于此，改名“天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在热泪盈眶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之余，都在期盼一个再也没有战争的新中国。

当时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和苏联也是如此。经过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各国亟需恢复元气，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要用在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一场新的，哪怕是......

八十一年前的秋天，一支十万人的部队匆匆离开江西瑞金，漫卷的红旗消失在南方的丛林里。

1934年10月，以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为标志，各路红军相继离开各自的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当时的人们，无论是博古、周恩来等中共与红军的领导，还是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或者唱着“十送红军”的苏区群众，都没有想到......

坐在御庭精品酒店的庭院里，边喝茶边眺望着一河之隔的南京古城墙，雄伟古朴。六百年的沧桑变幻似乎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岁月的痕迹，尤其与它身后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对比，更显得它的历史久远。

南京的古城墙是明代初年建造的。当年朱元璋大兴土木，前后花了21年时间，才建成了由3亿5千万块巨型墙砖砌成的、高12米宽10余米、内外两层、全长近百里的南京城墙。当时为了保证质量，朱元璋要求在每块砖上都要打上烧制的州、府、县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如不合格一律退回重做，再不合格就将治罪。于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可是极为罕见的是，这场两国间战争的爆发点不在国境线上，而是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北京。

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到1915年的“二十一条”，日本掠夺蚕食中国的野心并非一日；而国民政府直到“九·一八”事变近六年之后，在日军......

1927年，正当北伐进入到关键时刻，国民党突然以暴力手段与共产党分手。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昨天还并肩作战的战友突然反目为仇，一时间血流成河。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崭露头角，其中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些政治力量的背后，则有着两股更大的国际势力的支持：西方列强和新生的苏联。

毛泽东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党指挥枪”，另一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连起来意思自然是，一个政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凭借武装夺取政权。

这确实是真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前赴后继二十多年，屡战屡败；最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发展自己的军队，一举北伐成功，夺取了政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也夺取了政权。

几个月前，我在《解放日报》上发了篇文章，题目为“互联网+时代：从跨界到颠覆”。该文分析了互联网企业进入传统产业，沿着“从跨界到颠覆”的道路，必须具备的四大特征：一是“边缘进入”，即从传统产业的非核心业务迅速进入市场，站稳脚根；二是“贴近用户”，紧紧抓住终端用户，尤其是被传统市场忽视的边缘用户，极端关注用户体验和粘性，之间不留隔离层；三是“平台思路”，即商业模式大都采用开放式平台模式，追求借力打力；四是“喧宾夺主”，站稳脚跟后，迅速抢夺核心业务。

1898年6月11日（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了变法维新的开始。紧接着，一道接一道变法诏书向全国颁布，如命各省督抚推荐贤才，中央部委精简机构，禁止妇女裹足，试办机械制造局和商务局，振兴农业，废除八股，兴办新学等等，先后颁布了百余道变法诏书。到7月20日，更提拔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可惜，这样令人振奋的日子仅仅过了一百零三天。9月19日，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彻底剥夺了权力，然后被软禁在一个叫“瀛台”的小岛上。

国人历来忌讳“四”字，无论是楼层房号，还是手机尾号，都尽量回避之。以前我很嘲笑这一“低端”的“封建迷信”；可这些天读史，突然发现，这“四”的厄运，还真的不能不信。

经过我的分析总结，逢“四”厄运的标准模式是：先扬后抑，从“涨停板”到“跌停板”！且不说那清朝康熙传位诏书上，“传于四子”和“传十四子”之谜，导致了两个儿子的大起大落，就看中共党史里，与“四”相关的那些高级......

高岗，1905年出生，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高岗曾是中共党内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年仅44岁的高岗成为三位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之一。而其他两位副主席，一位是朱德，年长他19岁；另一位是刘少奇，年长他7岁。朱德是中共的元勋，从井冈山时期就朱毛并称；党内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挂朱毛头......

垂帘听政，不仅大清两百年从无先例，而且在之前的元明两朝也未曾有过。慈禧，一个26岁的弱女子，既无先帝的事前安排，也无娘家的显赫背景，怎能在皇亲和权臣的重重争夺中胜出，把持到权力呢？原来她是位博弈论专家，擅长“借力打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太平军势如破竹地席卷半个中国，王朝的腐朽没落一览无遗；西方列强乘机发难，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咸丰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和后宫嫔妃仓皇逃到承德“西狩”，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在京城与洋鬼子谈判......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去苏联，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国。

在会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未来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面对苏联老大哥的豪言壮语，以及中国当时正期盼着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扮演亚洲领袖的角色，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十五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桌上，翻开着一本《胡适文存》。读着适之先生清晰流畅的文字，让我想起了一百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

一百年前，胡适、陈独秀等文化旗手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传民主科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

维基百科上说：“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

何桂清，字丛山，号根云，清道光年间进士。少年得志，38岁任浙江巡抚，41岁升两江总督。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时何桂清率十万清军弃常州逃走。同治元年被递解进京，等候审判。

按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应得罪名是“斩监候”，照现代说法叫“死缓”。但是，因为何桂清还有“击杀执香跪留父老19人”的恶劣情节，即他当时逃出常州城时，还把当街拦轿劝驾的19名市民给杀了。于是被刑部、即现在的最高法院判了“斩立决”。

白求恩在中国曾经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另一个外国人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匈牙利人，德国共产党员，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33年，他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邀请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带到苏区。从1933年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