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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求恩在中国曾经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另一个外国人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匈牙利人,德国共产党员,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33年,他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邀请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带到苏区。从1933年到1934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的“太上皇”,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李德和白求恩,都是外国共产党员,都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为中国革命尽心竭力。白求恩因一次医疗事故而殉职;李德则作为唯一的一名外国共产党员,随着中央红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因为李德在中国革命那次重大挫折中负有重要责任,所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白求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其实,李德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他主观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尤其是总负责的博古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年仅26岁的博古随中共中央从上海撤往瑞金,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他显然不知道如何去指挥红军,也不知道如何去领导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毛。这样,李德就成为了“红色钟馗”;他头顶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光环,是博古亲手给他戴上的;他所拥有的对军事的最后决定权,是当时的中革军委拱手相让的。总之,他是被人推到权力的顶峰,然后跌个粉碎的。

无论是白求恩,还是李德,都是带着一腔热血准备来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但是,他们毕竟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在国外行之有效的许多做法,在中国未必能够实现。我们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他们就能发光发热,做出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如果我们把他们放错了位置,他们的热情也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别人也不能替代的损失。

从洋务运动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总是力图把国外的好东西借鉴过来为中国所用。一百年前的中国,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西风东进,欧美的各种新思潮扑面而来;北雁南来,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一代青年。但是,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国情与西方有巨大的差异,借鉴的难度可想而知;那些美妙理想的理论落地时,大都被打得粉碎。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九十年多历程,这期间的道路,每一步都走的是那样曲折艰难;这期间的成功,每一份都得来不易。

没有捷径,不要盲从。成功的道路只能是:不断探索、实践、总结、调整,再探索、再实践、再总结、再调整。在任何一个环节冒进了,或者停滞了,蹉跎了,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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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民

陈宏民

138篇文章 3年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与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先后就学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等专著3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业为产业组织与创新管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闲时便写些人文历史的杂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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