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的干部，该问责的要问责，该‘挪位子’的要‘挪位子’。”李克强总理在最近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不作为”，已经成为如今官场上的一项顽症。做官与做事，原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需要做事，才设立官位。在古代，还根据事的长久与临时之区别把官位分成官缺和官差两类，前者如州、道、府、县的官位，治理一方天下，自然是长久的岗位；后者如钦差，临时执行中央某项任务，任务完成则交差卸任。当然也有一些官位，原本是临时的，渐渐地就长久化了。古代如明朝的巡抚，到清朝开始属地而长期化了。当代如各级政府里的一些临时委员会和办公室，往往是建时容易撤时难。既然做了官，自然应该做好分内的事，官员的考评，也应以其完成分内工作的质量为主要标准，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似乎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的。

然而，奇怪的是，古语中只有“做此官行此礼”之说，却无类似“做此官毕此事”的说法；似乎对官员而言，“行礼”似乎比“做事”更加重要。眼下人们时常感叹，“会做官的不会做事，会做事的不会做官”。“做官”与“做事”这对孪生兄弟，在现实中却常闹分家；有人甚至提出“做官与做事哪个要紧？”，这更是宣布了哥儿俩已经势不两立。

系统考察做官与做事两者的实际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确有些像今天的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十年动乱期间，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于是做事的战战兢兢，惟恐一不小心惹来杀身之祸；做官的则潇潇洒洒，因为不必做事，可以继续保留对做事的批评权。如今要求做官的要会做事，官员素质确实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由于我们在干部选拔和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民主选举制度不完善，舆论监督机制不健全，所以这哥儿俩的关系虽有改善，但仍时有摩擦；表面上握手言和，亲密无间；背地里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以下试举三类。

一类曰为做官而“做”事。有些做官的不愿意（或不胜任、不敢）做好他份内的事，可不做事似乎又做不了官，怎么办呢？于是，为做官而学会了“做”事，把无事“做”成有事，小事“做”成大事，甚至把坏事“做”成了好事。比如，某处发生一起火灾，明明是疏于管理，制度漏洞，有渎职之嫌；却“做”成了领导果断指挥，上下同心协力，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甚至还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事迹的大好事。这与当年曾国藩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几年强调“政绩”，注重“标志性成果”，便也出了些“一届政绩，几代包袱”的尴尬事。把事都“做”给能让他做官的人看，这样做事与做官便又实现了统一，于是乎，在更大的领导眼里，兄弟俩携手并肩，亲如一人；可在百姓心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二类曰为做事而“做”官。常言道做事容易做人难，其实做人难，做个好官、清官更难。在有些地区，正义不振，腐败猖獗，那里的“好官”们据说只能低眉敛眼，明哲保身，才能维持住自己的官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有些地区，为了办成某件好事，不得不以歪门邪道的手段辅助之。“政以贿成”显然是很可悲的事情。近年来古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渐多，有人戏称“满目大辫子”；其实一些历史正剧确实比那些神剧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类曰做好官又做坏事。这几年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时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暴光。在读到惩处他们的材料里，常有这样的句子，在他（或她）任什么什么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多少多少等等。可见这些人都是有若干年“贪”龄的，职务总是越升越高，贿金也是越拿越多。一路“带病升迁”，潇洒走来，底下民怨沸腾，上面考绩“卓优”；既是好官，又做坏事；甚至还能戴罪升官。虽然他们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却反映了在这里，做官与做事确确实实地错位了。

还能举出其他类型。总的来讲，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做官与做事会表现为形式上的一致和实质上的错位。

归根到底，做官与做事的错位是因为“事”的受益者与“事”的评估者的错位，是因为“事”的受益者与“官”的任命者的错位。这种体制和机制上的错位使得这对本应孪生的兄弟结果成为异父异母的路人。所以，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强舆论监督，努力实现“权为民所授”，让“做官”和“做事”真正成为一母所生，都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错位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