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帘听政，不仅大清两百年从无先例，而且在之前的元明两朝也未曾有过。慈禧，一个26岁的弱女子，既无先帝的事前安排，也无娘家的显赫背景，怎能在皇亲和权臣的重重争夺中胜出，把持到权力呢？原来她是位博弈论专家，擅长“借力打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太平军势如破竹地席卷半个中国，王朝的腐朽没落一览无遗；西方列强乘机发难，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咸丰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和后宫嫔妃仓皇逃到承德“西狩”，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在京城与洋鬼子谈判。

一年之后，咸丰皇帝驾崩，留下遗嘱，让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他唯一的儿子，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顾命大臣制度是清朝的“祖制”：由老皇帝临终之间，钦定几位朝廷重臣辅佐幼主；当幼主未成年时，由重臣全权打理朝廷事务，待到幼主成年之后，再把权力归还皇帝。如康熙皇帝6岁即位时，就有鳌拜等4名顾命大臣。

当时朝廷里有三股力量（按照博弈论的说法就是有三个利益群体组成“局中人”）。一股是以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为首的重臣。肃顺长期获得咸丰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在中央与地方有很强的势力。另一股是以恭亲王为首的势力，他周围聚集着一批对肃顺等人把持朝政不满的皇亲国戚和朝廷大臣。第三股力量是小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年仅29岁的她虽然在朝廷中没什么势力，但她有一张最重要的王牌，就是她的皇帝儿子。

在这三股力量中，肃顺的力量是最强的，他掌握着朝政，“赞襄一切政务”。虽然他既不是亲王，也不是军机大臣，可是其它七位顾命大臣，包括亲王在内都以他的马首是瞻。国家大政方针，财政大权，重要的人事任免都由他来决定。恭亲王虽是皇弟，却长期受到猜忌排斥；只因临危受命，担任与洋鬼子谈判的全权大臣，所以对当时的京城具有掌控能力。最弱的力量是慈禧太后。虽然她在咸丰在世时常代替皇帝阅读甚至批复奏折，懂得一点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序和方法；也能拉住慈安太后（咸丰皇帝时的皇后）作为同盟，但她在朝廷中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供驱使。号令不出内宫。

这场权力的角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咸丰驾崩前夕到同治回銮前夕。在这阶段，肃顺在咸丰皇帝的支持下战胜了恭亲王和懿贵妃（慈禧在咸丰皇帝生前的封号）。一是在肃顺的鼓动下，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竟然没有把至亲至贵的恭亲王列入八名顾命大臣之中。这就为肃顺在咸丰皇帝死后控制中枢政权创造了有利的基础。二是在咸丰帝过世后，谁是六岁小皇帝代言人的争夺中，顾命大臣们战胜了两宫太后，使得太后手中代表皇权的两颗大印成了“橡皮图章”。

第二阶段，是从同治回銮前夕到回銮初期。在这阶段，面对肃顺的强势，慈禧与恭亲王悄然联手；处于弱势的他们没有运用“阵地战”打法，在庙堂之上据理力争，争取权力，而是采取了“游击战术”，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地发动政变，逮捕了八位顾命大臣，并迅速杀了肃顺等三人，大获全胜，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第三阶段，从同治回銮到两宫垂帘。在这阶段，博弈从三方简化成了两方；慈禧与恭亲王之间要寻求“合作解”。肃顺出局之后，论势力自然是恭亲王大；但“名不正则言不顺”，恭亲王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名义执掌政权。自古以来，幼主当朝，不是向老臣托孤，就是太后临朝。自从顺治朝对多尔衮实行了削除爵位、罢撤庙谥、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之后，没有人再敢提“摄政”制，之后一直奉行“顾命”制；可这次又全盘推翻“顾命”，于是只能从数百年前的体制中翻出了“垂帘”制。经过了几番周折，最后推出了“垂帘听政”的体制：即两宫皇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总揽全局于下。

就这样，“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慈禧借力打力，联合恭亲王打败肃顺，又利用恭亲王推出“垂帘”制度，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之后的数十年，她始终拉一派，打一派，有效地制衡着权力中枢的平衡，执掌这个泱泱大国达四十年之久。

历史演变，总是峰回路转；虽然事后复盘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当时每一步都充满着偶然性。首先，慈禧的理政才能和掌权野心，应该在咸丰在世时就能感觉得到。如果当初咸丰效法汉武帝，“子为储君，母当赐死”，那中国之后50年的历史也就改写了。其次，再往前看，如果咸丰与恭亲王不是因为在继承道光皇帝大位时有过一番暗自较量，那这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也许未必会失和；这样的话，顾命大臣中就会有恭亲王的名字。那么，慈禧就不可能有“联吴抗曹”的机会；即使日后恭亲王与肃顺会像康熙朝时鳌拜和苏克萨哈那样有一番较量，也不会出现“垂帘听政”的体制，中国的历史同样会改写。最后，如果咸丰帝驾崩之后，肃顺与恭亲王能够合作，以恭亲王的远见卓识与肃顺的坚韧顽强进行互补，也能继往开来……可惜，这些都没有发生，历史继续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