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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611日(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了变法维新的开始。紧接着,一道接一道变法诏书向全国颁布,如命各省督抚推荐贤才,中央部委精简机构,禁止妇女裹足,试办机械制造局和商务局,振兴农业,废除八股,兴办新学等等,先后颁布了百余道变法诏书。到720日,更提拔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可惜,这样令人振奋的日子仅仅过了一百零三天。919日,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彻底剥夺了权力,然后被软禁在一个叫“瀛台”的小岛上。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怎么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呢?长期以来,人们都觉得,其最直接的原因是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背叛光绪,倒向守旧派,导致功亏一篑。其实关键时刻倒戈的另有其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随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为之震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虽然已经习惯了被西方列强欺辱;可现在被一直轻视的东洋小鬼欺辱还是头一回,而且输得那么惨。

为此,朝野的共识是需要“变”。但是如何变,由于地位、视角、利益的截然不同,却是不一致的。当时有三种不同的变革主张。

一曰“变兵”。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城之后,西洋列强的船坚炮利以及现代兵法都给国人以深刻印象,不能用弓箭长矛与之抗衡。于是,满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便积极倡导“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如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水师更是当时新式军队的典范。甲午战败后不久,清廷便决定加快练建新军,于是开始了袁世凯负责的小站练兵。

二曰“变法”。甲午海战的惨败让更多人意识到,光靠变兵是不够的。一边是泱泱大国的持续沦落,不仅被西洋人欺负,还要被东洋人欺负;另一边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这让部分官员,尤其是知识界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以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为标志,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张成立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

三曰“变体”。还有一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看透了清廷的腐败,觉得只有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孙中山在檀香山和美洲相继成立兴中会,1895年就筹备了第一次广州起义,象征着共和革命的开始。

在这样的氛围下,朝廷最高决策层接受了变法的选择。应该说,开始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虽然光绪从1889年开始亲政,可是已经垂帘了二十多年的慈禧依然是太上皇,董事长,一切朝政光绪都是秉命而行的。所以,没有慈禧的同意和支持,秉性懦弱的光绪是不可能决定推行变法维新的。处在慈禧的位置,最能看到国家的积贫积弱,也最能感受到列强的欺压凌辱;以她那好胜要强的性格,应该是十分痛苦的。既然简单的“变兵”不足以抵挡列强的欺辱,那么变法图强自然是一种好的选择。

当然,变法会打碎许多坛坛罐罐,动许多人的“奶酪”。这些在慈禧看来是“壮士断腕”,可以接受的;问题是,一旦新政推行,对于那些被动了奶酪的人们来说,这却是“无常催命”。比如改革吏治、精简机构会让大多数庸庸碌碌的官员丢了饭碗;又比如废除八股、兴办新学会让天下众多只懂四书五经的学子断了入仕的机会。于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对于新政各道诏书,绝大多数官员与准官员们或消极阻挠,或积极反对。新政推行步履维艰。

为了推行新政,光绪曾一次罢免了礼部六堂官(即所有的正副六位部长),试图杀鸡儆猴。于是,大批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员前往躲在颐和园里的慈禧面前告状,说皇帝要尽废祖宗家法;皇帝听信汉人,要把满人驱逐出关等等。

起初慈禧依然想搞平衡,一边对光绪说“皇帝要做的事,太后决不阻止”;一边又驱逐大力支持新政的翁同和,调荣禄为直隶总督以防万一。随着向慈禧进谗言的官员越来越多,让慈禧对新政产生了动摇。在她眼里,匍匐在脚下的那些官员们是她执掌政权的基础;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未来的国家会怎样不清楚,而眼下的政权就可能崩溃。况且如果新政成功,光绪就会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得到万民拥戴,她这个太上皇地位就会动摇。所以,并不能简单地把慈禧归为守旧势力的代表,而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势的权衡中,长期发展与短期稳定的比较中,她倒向了后者。

这样,在关键时刻,慈禧从新政的支持者转向反对者;这个泱泱大国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形同水火。这才出现了最终光绪不得已押宝于袁世凯,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于是,慈禧再度垂帘(改称“训政”),六君子溅血于京城,康梁流亡于海外,变法成果尽失,社会大踏步后退。这一沉闷保守的氛围又直接孕育了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

其实,事后复盘,即便慈禧继续支持光绪的变法,中国也未必能走上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不仅需要领导者的英明果断,还需要一支庞大的,基于利益驱动下的群体支持,作为变革的主力军冲杀在前。中国的那次变法缺乏舆论引导和干部准备,没有一个有实力的群体为了自身利益作为变法主体去积极推动,有效实施,这样的变法即使没有夭折,也会彻底变位走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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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民

陈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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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与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先后就学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等专著3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业为产业组织与创新管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闲时便写些人文历史的杂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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