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正当北伐进入到关键时刻，国民党突然以暴力手段与共产党分手。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昨天还并肩作战的战友突然反目为仇，一时间血流成河。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崭露头角，其中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些政治力量的背后，则有着两股更大的国际势力的支持：西方列强和新生的苏联。

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始终控制在他的政治遗产——北洋军阀的手里。虽然内争不断，但无论是直系、皖系或者奉系主持北京政府，都用德英日美等列强的在华利益，换取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新生的苏联面对西方列强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包围圈，急于在周边国家找到同盟者，以减轻压力。

大家都知道的，是苏联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可是大家都不太清楚的，是一大会议之后，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

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的是，参加完中共一大后的马林，很快南下去了广西桂林。1921年12月，马林在那里向孙中山建议：（1）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2）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3）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便是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大家更不清楚的是，1920年，苏联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来华，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先要考虑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其次才是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显然，苏联考察的结果，是国民党这个“创业团队”的成功概率更高。于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联介入中国政治，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其基本思路是：全力帮助国民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的所有举措，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指令都是服从这一战略的。

苏联顾问团成为国民政府最欢迎的人们，尤其当1924年孙中山去世后，苏联顾问团所在地曾经成为广州的权力中心，苏联顾问们成为国民党高层的仲裁者。

国民党的行为准则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24年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1924年6月北伐后则以蒋介石为代表。

孙中山时期是以振兴国民党，实现三民主义为主要目标，他选择的重大举措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这三大政策中，联俄是核心。在当时，只有苏联愿意也能够向国民党提供经费上和经验上的大力支持。这期间苏联与广州政府亲密合作，苏联顾问帮助孙中山组建起严密的、有战斗力的政党——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以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联共是联俄的衍生产品，是有条件的。孙中山希望用共产党的新鲜血液来加强国民党，更新国民党，而不是来替代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所谓第一次的国共合作不是党与党之间的合作，而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理论上讲，加入国民党则表示认同三民主义，是共产党转变成为国民党。在实践中，孙中山虽然允许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一些部长，但却不允许他们担任监察委员会成员。

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是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拯救人民、实现主义为自己的终极使命，所以直到他临终前还在试图与北洋政府谈判。

蒋介石依托黄埔的势力，迅速脱颖而出。在孙中山逝世而产生的权力真空时期，施展政治手段，把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先后赶走，成为了广州政府的“实际控制人”。他在选择朋友与敌人时却是以能否帮助他夺取政权为衡量标准的。

1921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在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声音，包括前期反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后期反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但是因为它还比较弱小，无法独立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所以只能屈从于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北伐。

在这个历史时期，政治博弈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上一层是西方列强与苏联的博弈，争夺在华利益；下一层是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博弈，争夺国家政权。中共因为新生，力量还不够强大，又受到共产国际的限制，只能扮演国民党的朋友。

两层博弈密切相关。西方列强与苏联是敌人关系，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也是敌人关系，其他的关系就随着利益变化而可能发生变化。

到1927年，这场双层博弈中的敌友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1927年初，北伐节节胜利，广州政府已有半壁江山，而且气势如虹。这时，西方列强眼看北洋政府如夕阳西下，资产质量越来越差，便开始调整策略，收购国民党这支潜力股了。于是他们一边向蒋介石伸出橄榄枝，而同时黄浦江上列强的军舰大炮也对准了刚进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权衡利弊，一边是西方列强的威胁利诱，另一边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虎视眈眈。终于蒋介石决定改换门庭，放弃与斯大林的合作，转而与西方列强结盟。随即便发生了上海的“四·一二”事变。

于是，北伐发生了蜕变。军队还在前进，士兵还在厮杀，可是后台老板已经换了；用现代商场的话说，是“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从迅速夺取全国政权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斯大林虽然暴跳如雷，可是鞭长莫及；因为在这之前共产国际一直反对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这时赤手空拳的共产党人无法应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而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国内力量天平进一步向国民党倾斜；北伐继续顺利进行，到了1928年底，随着张学良在东北的易帜，北洋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山河一片“青”——青天白日旗。

 毛泽东有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可是英国首相也有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前者讲的是短期策略，后者则是长期策略。

三国演义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这段短短的历史中，为了对利益的追求，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朋友与敌人的互换。

因此，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然是重要的，而能够把敌人转化为朋友就更加重要。认清敌人比较简单，而认清朋友，尤其是多大程度的朋友则比较困难。毛泽东把朋友分为“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可以团结的力量”。

苏联全力帮助国民党强大起来，而强大起来的国民党却投靠了比苏联更有实力的外援——西方列强。第一次大革命与其说是以国民党的背叛而告终，不如说是以西方列强战胜苏联而告结束。

在这过程中，朋友与敌人关系几番变化：西方列强与国民党之间由敌人变成了朋友；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则由朋友变成了敌人；国民党与中共之间也连带着由朋友变成了敌人。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中共对共产国际依然是绝对服从，而中共在苏联眼中的地位则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