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可是极为罕见的是，这场两国间战争的爆发点不在国境线上，而是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北京。

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到1915年的“二十一条”，日本掠夺蚕食中国的野心并非一日；而国民政府直到“九·一八”事变近六年之后，在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之时，才仓促宣布进行抵抗（而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竟又过了四年）；无论怎样为他辩解，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帽子都是摘不掉的。

蒋介石为什么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是由于他的党国利益高于一切所决定的。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但是，这个国家的统一还只是名义上的，国民政府的掌控力还是很脆弱的。对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年轻政府而言，有三股力量威胁着这个政权。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二是有一定割据能力的地方势力，如广东、广西、四川、山西、东北等地；三是悄然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这便是他面临的“内忧外患”。

经过1927年的清党，以及武装几次起义的失败，中共的力量都转入偏远山区，在蒋介石眼里已经是强弩之末。日本虽在蠢蠢欲动，尚未对新政权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南京政府就把首要对手定为那些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到1930年，蒋介石开始了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进程。蒋桂战争大败李宗仁、白崇禧；中原大战击溃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收买、暗杀、驱逐，机关枪大炮加上袁大头，势如破竹般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实力派。

这期间，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和发展，各地红军已经扩展到十万之众。如果当时能按照朱元璋当年采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低调策略，那么共产党的力量还能得到继续壮大。可是，就在193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受“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苏联模式影响，提出“占领武汉，饮马长江”战略，让各路红军纷纷下山攻打城市。结果红军攻城略地未果，却暴露了实力。蒋介石惊恐地发现，死灰复燃的中共居然又形成了如此大的气候，便匆匆结束中原大战，立即开始布置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

一次围剿，兴兵十万；二次围剿，兴兵二十万，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更加把主要目标从制服各路地方军阀转向消灭中共武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是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准备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

面对骤然变化的形势，蒋介石仍然坚持他的既定国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

直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始终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针对红军：把红军赶出瑞金苏区；沿途围追堵截，直到陕北；又布置东北军、西北军进一步围剿。直到很多年以后，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的感叹，不是他自己的狼狈被擒，而是说如果事变晚发生两周，他就能彻底剿灭共产党了。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侵华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最后导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全面军事侵略。

为什么一定要“攘外必先安内”呢？道理很简单，“内忧”是针对国民党的，而“外患”是针对国家的。对蒋介石而言，“外患”索要的是经济利益，而“内忧”追求的是他的政权。对于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他，对于把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他，自然应该“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事实证明，他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联合阵线，使他的“剿匪”行动被迫中止。虽然在八年抗战期间，他从没放松过对共产党的警惕，时常挑起事端，打压中共力量（如皖南事变），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是从1937年的3万红军发展到1945年的125万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国家保住了，他的政权却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