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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故事(5):长征为什么走了这么久?

 这是一场三方博弈;就像“石头-剪刀-布”的相互制约,结局只有混合策略均衡而没有纯策略均衡。因此最终的结果必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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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年前的秋天,一支十万人的部队匆匆离开江西瑞金,漫卷的红旗消失在南方的丛林里。

193410月,以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为标志,各路红军相继离开各自的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当时的人们,无论是博古、周恩来等中共与红军的领导,还是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或者唱着“十送红军”的苏区群众,都没有想到这将是一场空前绝后,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过去,我们总把长征看作是双方博弈:即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与红军的突围,而最终以红军成功突出重围,在陕北站稳脚跟为结局。而事实上,要全面理解中共以及红军这场凤凰涅磐似的重生,需要运用博弈的视角,进行更加全方位的分析。

在整个长征途中,博弈的利益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三方。一是中共与红军,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军,三是各路地方实力派。

1928年底,以张学良“东北易帜”为标志,国民党统一了中国,青天白日旗插遍全国。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且不说荒山野岭里到处蕴藏着共产党的星星之火,许多省份依然是地方势力独霸一方,清末以来形成的军阀割据并没有真正解决,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掌控着当地军政大权;与中央政府之间至多是一种“听调不听宣”的微弱联系。

1929-30年间,蒋介石以地方实力派为主要对手,一场中原大战先后击溃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等到中共因李立三实施“占领武汉,饮马长江”战略而暴露实力之后,蒋介石立即调整战略,对地方实力派改剿为抚,把主要力量转入围剿共产党及其红军。

于是,从1930年冬到1934年秋,蒋介石指挥着他的嫡系中央军,并驱赶着各路地方实力派,对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根据地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五次围剿。到19344月,中央红军的广昌保卫战失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门被打开;敌我双方都明白,根据地失守已经是时间问题。

在当时场景下,三方的利益和策略原则是这样的:

红军的目标是摆脱绝境。在蒋介石“步步为营”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失守已成事实。因此它的选择只有离开那里,或者外线作战引开敌人,再回中央苏区;或者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

蒋介石的目标是一石数鸟:既要彻底消灭共产党军事力量,同时还要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势力,真正统一全国。所以不仅在对红军的围剿中尽量使用地方军阀,以削弱其实力,而且中央军还希望尾随红军进入那些原先不受控制的地域,让红军与地方势力两虎相争,再由中央军去收拾残局,坐收渔利。

地方实力派的目标则是保境安民:既不接受共产党,也不欢迎蒋介石。当红军打算进入某个军阀的势力范围或者准备停留下来建立根据地时,地方军阀会与中央军联合起来,全力清剿,让红军站不住脚;但是当红军离境而去时,地方军阀则推诿搪塞,不愿意继续追赶红军,以保存实力。

就是在这样的“三国演义”下,才出现了历时一年的万里长征:蒋介石单凭中央军难以剿灭红军;可红军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夹击下也无法停下脚步,站稳脚跟。

1934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红都瑞金。因为事先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秘密达成协议,仅仅借道西行,所以陈退兵数十里,让红军几天内顺利突破四道封锁线,迅速逼近广西湖南边界。

11月底,中央红军抵达湘江边上。湖南的何健迫于蒋介石的威胁利诱,同时也担忧红军在湘赣边界与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师,建立新的根据地,所以全力阻击;但同时参与阻击的广西白崇禧部队却是以阻红入境为主要目标,摆出夹道相送的阵势;如果不是红军的中央纵队携带大量物资,日行20里的话,那湘江之战也未必会导致损失过半,大伤元气的结局。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彻底放弃了北上与贺龙会合的念头,转而进入贵州。王家烈的“双枪兵”(步枪+烟枪)战斗力最弱,所以到1935年初红军能够一路打到遵义。遵义会议过后,虽然毛泽东替代了李德和博古对红军的领导,可是红军面临的危急局面并没有改变。在战略上的唯一重大变化是:不再坚持某个方向,而是“实事求是”,哪里能站住脚就在哪里开辟根据地。

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红军想在哪里站住脚都是困难重重。想北渡长江,赤化四川,随即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迎头阻击;想留在贵州建立根据地,却被尾随而来的中央军打破。这个时期的“四渡赤水”,来回奔波(按林彪的说法叫“走弓背路”),其实便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红军不断探索新的根据地目标,又一一失败的过程。当然,这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好在战术灵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直到1935年四月底,中央红军“兵临贵阳逼昆明”,一次大的回旋终于渡过金沙江,跳出了中央军和各路地方军阀的包围圈,但是军事减员已经达到湘江之战后的二分之一,即整个部队仅剩二万余人,同时还被迫进入了川西的不毛之地。那里虽然不再受到围追堵截,可环境恶劣,资源贫乏,仍无法建立根据地。

1935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总兵力恢复到十万之众。但很快双方就对于未来根据地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除了带有一定程度的权力之争外,更加重要的是生存的利弊权衡。南下川南,经济富裕,但容易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围剿;北上陕甘,土地贫乏,可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

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三个月的短暂蜜月后彼此分手。张国焘率领八万多红四方面军官兵南下;虽然开始很顺利,但是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的全力夹击下,最终还是没能站稳脚跟。而毛泽东等人率领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偶然从报纸上了解到有块“陕北根据地”,随即赶过去,于193510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这时距离瑞金撤离已经过了一年之久,而中央红军所剩兵力不到一万人,只有一年前的一成多点。

假如当年刘志丹没有创立,或者没能保住这块根据地;假如毛泽东没能读到那份天津《大公报》上的消息;中央红军会继续往哪里走?军事减员还能否支撑下去?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历史就是历史!

按照前面交待的博弈三方的利益与策略格局,可以看出这场博弈,类似于“石头-剪刀-布”的关系,只有混合策略均衡而没有纯策略均衡的,也就是说其结果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张国焘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央红军的立足陕北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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