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在热泪盈眶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之余，都在期盼一个再也没有战争的新中国。

当时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和苏联也是如此。经过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各国亟需恢复元气，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要用在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一场新的，哪怕是局部的战争。

但是，这场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即1946-49年的中国的国内战争，战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数百万人阵亡，把已经千孔百创的中国经济重新再蹂躏了一次。

这场战争的主角是国共两党；美国虽然拉偏架，但也实在是被迫无奈，按现在的说法是被蒋介石“绑架”的。苏联更是做了缩头乌龟，只要中国政府承认它在中国的利益，百事不管。

举国还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百废待兴。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去重庆“共商国是”。于是，毛泽东率周恩来等人于28日前往，举行了著名的“重庆谈判”。

国共两党是老对手了，经历了二十年的动态博弈过程。在“重庆谈判”之前，双方具有如下的实力对比：

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力量已经空前壮大，从抗战前在陕北一块贫瘠土地上艰难生存的不到三万人马，发展成为真正的“一方诸侯”；在延安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中，共产党的“财产清单”包括：127万军队，268万民兵，控制着104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两千万人口……

而国民党的力量更加强大，至少在具有显示度的统计指标上是这样。国民党拥有四百多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大半个中国的土地、财富与资源，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二战中这块最大土地上抵抗运动的领袖，在这时享有其前所未有的国际威望和来自各方面的国际支持。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共产党人是愿意和谈而不愿意战争的。一个和平环境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也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要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浴血奋战，还要抵挡国民党的“磨擦”甚至像“皖南事变”那样的惨剧；但是只要国民党没有全力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就能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对手是国民党。

所以，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最大愿望就是：在保持“武装割据”的现状下获得合法地位。这样将来即使两党之间有摩擦，国民党也不能公开正面全方位地用武力对付共产党人。

在当时的背景下，全力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曾载文阐述过，与互联网企业进入传统行业所应该遵循的四大原则相类似，当年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也体现了这四大原则：边缘进入，贴近用户，平台思路，喧宾夺主。

二十年来，共产党“边缘进入”：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武装割据形式站住脚跟；“贴近用户”：推行土地革命，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平台思路”：无论抗战时强调的“统一战线”，还是重庆谈判时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都比蒋介石的“政令军令之统一”更顺应民心，从而获得社会各派力量的支持和拥护。因此，这时的毛泽东深信，以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发明的这种“新型商业模式”，是能够战胜国民党统治的“落后保守模式”，因此以“和平崛起”的方式来实现“喧宾夺主”是最小成本的。

但是，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蒋介石是不愿意谈的。正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显著优势，他不愿意维持现状，而是要携“雷霆之势”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行一党之专政。

从推翻北洋政府之日起，蒋介石就面临着三大对手：共产党、日本军阀和国内地方实力派。1928-30年间，蒋介石以地方实力派为主要对手，发动了中原大战，逐次削弱地方势力。1930-36年，他以中共为主要对手，进行了五次围剿，把共产党与红军从江西赶到了陕北。八年抗战，他不得不以日本军阀为主要对手。如今抗战胜利，而各路地方实力派经过“剿共”和抗战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大部分被收拾掉了，所以蒋介石的唯一的心腹大患就是共产党了！而共产党对他的威胁，不仅是他们的主义，而且是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当年几万红军已经让他食不知味，如今上百万的中共军队，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据，自然让他寝食难安了。

所以，在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给毛泽东的邀请函其实只是为了让他的下一步剿共“师出有名”，并没想到真的会一起坐到谈判桌前。等到共产党真的来了，双方全力争的，不是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是和平民主科学进步，甚至不是中共的合法地位，而是军队与地盘。共产党提出要有山东、河北、山西等五省的省府主席推荐权，绥远等十省的副主席推荐权等，实行地方自治；中共军队保留48个师。而国民党的底线则是：取消解放区，中共军队至多保留16个师；中共可以参与政府和国会，但不能任正职，至多可以让毛泽东担任新疆省主席。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不尚虚荣，只重实务。一个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另一个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因此，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谈判失败。

翻开重庆谈判的结果——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读起来很有些“一中各表”的味道。除了那些如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和人民自由等抽象概念上，有“一致认为”的结果外，更多的实质性问题上，如国民大会的组建、中共军队的规模与防区、解放区地方政府的认同等，都出现“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的内容；两者差距巨大，难以谈拢。

重庆谈判以失败告终，掀开了中国内战的序幕。当时中共是真心向往和平，尽全力想维持和平环境的，甚至直到内战开始前，中共还在进行着《双十协定》所要求的裁军。这不仅体现共产党人的守信，而且当时海内外各界，包括共产党的领袖们也都认为，如果和平破裂，发生大规模内战，这一非合作博弈结果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共，因为它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不料，三年后的事实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中共成为了最大受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