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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幕”还是“僚”?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浙江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奉调升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这个“深改小组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应该是高层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幕僚机构。幕僚,不同于一般的下属。在一般的管理体系中,上级决策,下属执行,天经地义;而幕僚则应为领导的决策提供参赞襄助,以提升其决策水平。

幕僚体制起始于我国古代,在制度安排上有不少特殊而合理之处。首先,幕僚都是由官员直接聘任的。无论是总督巡抚的幕府中人,还是知府县令的刑名师爷,往往是熟人推荐,官员自己下聘书,而不需要其他领导审批的;与普通官员的委任制不同。

其次,幕僚是“编外人员”。无论其资历还是薪酬,以及人数等都是根据官员个人偏好确定的。用现在的说法,幕僚不是体制内的官吏,而是体制外的顾问;幕僚薪酬花的是官员自己的薪水。所以一旦官员调任,幕僚大都跟着走;很少有留下来继续做继任者的幕僚,因为他们是体制外的。

第三,幕僚其实不能算作下属。幕僚或者师爷又称为“幕宾”或者“幕友”,即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宾主”而非“主仆”。不少书中描述,当官员要与某个师爷商量时,往往要移尊求教,以示尊重。据说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时,每天早上必须等所有幕僚到齐才能开早饭。

最后,幕僚不能同时担任下属部门的长官。虽然一些谋士进入幕府或担任师爷时已经有顶戴,即一定的级别,但是他们通常不允许兼任体制内的职务。如果要委以重任,通常必须离开幕府;如当年李鸿章奉命去组建淮军,就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幕僚重在一个“幕”字,即躲在幕后的助手。隐身幕后,参与机密,是幕僚的特色。其他的下属都冲在前面执行任务,幕后的助手则参赞重要事务,出点子,想办法;按现在的说法,是分析者。帮助领导思考,帮助领导分析。

分析者必须具有全局观,所以幕僚必须在领导身边。曾国藩每天的“工作早餐”就是研讨会。领导并不是万能的;无论在决策形成、决策评估以及决策调整时都需要集众人之智慧。把幕僚尊为“宾”、“友”,就是希望他们在参赞事务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分析者必须具有客观性,不能代表下面某些局部利益。所以幕僚不能兼任下属部门的长官,也不能具有资源配置权,以避免“整体利益局部化”。

《三国志·魏书·王观传》云,王观治身清廉,帅以下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说明“僚”和“属”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下属以执行为责任,必须不折不扣。处于执行层的下属如果遇到上级指令都要侃侃而谈,评头论足,那么执行效率就会明显下降。况且,上司与下属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信息不对称状态,往往很难判断下属究竟是据理力争还是强词夺理,因此执行时需要的是如西点军校的规范:No excuse(没有理由)。而幕僚则以参赞为使命,必须全心全意。如果幕僚遇事奉迎,不敢直言不讳,便是失职。官员如果只顾自己感觉良好,不能尊重幕僚,其决策水平必然大受影响,最后演变成武大郎开店。

幕僚体制在中国古代延续了许多年,形成了一整套与一般下属差异化的管理模式。智慧的官员往往对幕僚和蔼宽容,允许错误,容纳偏激,以实现决策的最优化。

如今的官制已经今非昔比了,虽然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与当年的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等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当然,我们各级政府都有相当于幕僚机构的研究室,有的规模还不小,里面也是人才济济;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把这些幕僚也纳入体制内了。

中国的行政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深入,全面庞大。不仅数千万公务员有着严格的行政级别,而且各个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级别,就连寺院里的方丈也是级别森严;从坐下开会到站起走路都是严格按级别排序,错不得一点点!真是横向到边,纵向到点,天方地圆地全覆盖了。

在这样的体制下,官员们很难对作为参赞功能的幕僚和执行功能的下属实行差异化管理。每个人不由自主地按级别尊卑对号入座;无论是官员还是幕僚本人,可能更多地在“僚”字上达到共识;幕僚不敢直言,更怕犯上,逐渐退化为做文秘,做注释,而官员则获得了更多“英明”的感觉;按现在流行说法是“一个单位只有一个人是有思想的,其余的都在执行”。于是上下左右皆大欢喜,只有决策水平在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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