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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接近尾声,中国代表团的“歉收”应该已成定局。往年有较大优势的体操项目这次仅收获两块铜牌,为数十年来的最大“灾荒年”,金牌竟颗粒无收。开始两天,国内媒体还将这次年景不佳归咎于裁判拉偏架,可是,紧接着游泳、射击,还有其他一些项目,也出现了明显的退步,官媒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诚然,金牌原本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唯一目标,奥运精神是参与,是拼搏。然而问题是,这个损失并不是转型造成的成本,因为我国的竞技体育还没有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竞技体育总体上看,依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从头包揽,财政全额支持,生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各类国际大赛上赢得奖牌,所谓“为国争光”,好像金牌多寡直接影响国际地位;政府的体育事业投入主要给了这样一支庞大的国家队,面向以获奖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与健康并无多大关系。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的系统,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各地也无不例外。在如此的激励体系下,就像那些名牌大学每年争抢高考状元一样,各地政府也把争取金牌数量看作重要的门面指标。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明其竞争之惨烈。曾有一组很有实力的中国选手参加一项国际大赛的团体赛,其中有一位A省选手,而有三位B省选手。按照国内统计方法,如果该组选手获得冠军,那么A省计一块金牌,而B省则要计三块金牌,A省的排名就会下降。于是,据说A省体育局官员就对该省那位运动员作了一些思想工作,最后该组没有获得冠军。

在这样的体制下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组建的奥运军团,其出征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金牌;参加奥运,就是中国“体育文工团”四年一度的汇报演出。官媒报道也十分明显,聚光灯始终集中在金牌获得者身上,尤其在开始几天,俨然是“成王败寇”的架势。像傅园慧的走红,完全是无意插柳,纯属民间行为。因此,这样一支出征部队出现大规模“金牌歉收”,不得不认为是一场失败。

痛定思痛,在归咎于外国裁判歧视,推诿于教练战术失误之外,应该从战略和大环境上着眼,做一番后评估了。

从战略上看,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否可以不像现在这么搞法,远离群众基础,不能对群众性体育和健康事业起有效促进作用;如何能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尽可能打通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壁垒,以普及带动提高。其实,我国过去的乒乓球运动就有许多好的经验;如今虽然在竞技领域,我国依然具有乒乓球运动的霸主地位,但毕竟已是“空中楼阁”,群众基础日益薄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国家把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竞技体育,也不应该仅仅给纳税人带来“表演”的价值,四年一度看一场秀,还应该以提高促普及,带动提升国民的健康生活。

这里重点讲一下环境。我想说的是,即便政府坚持像过去那样,选拔一批好苗子,圈养起来搞竞技,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也越来越不允许这种做法了!

这次中国奥运军团“走麦城”有诸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运动员越来越多地受市场经济的诱惑。如今的运动员们见多识广,思路开阔,一旦发现自己具有市场价值,是很难阻挡他们去接资本伸过来的橄榄枝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希望乘自己在聚光灯下时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将来退役时甚至在退役之前华丽转身;他们一定听说过他们有些前辈,年轻时拿了十多块金牌,人到中年却失业在家,困守愁城,而这显然是他们要引以为戒的。所以,当他们走下领奖台后,就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参与非训练,非体育的活动,他们得“跳出体育看体育”了;这样他们的水平以及成绩自然就要打折扣了。这届奥运会上我国这么多奥运冠军卫冕失败,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此。

总之,无论从国家战略角度评估,还是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封闭保守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都到了亟待改革的时刻。如果这次奥运会失利能够让朝野达成共识,促成其早日转型,则“祸兮福所倚”,还真的是件大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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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民

陈宏民

138篇文章 3年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与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先后就学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等专著3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业为产业组织与创新管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闲时便写些人文历史的杂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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