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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一片断壁残垣。

这里曾经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那残缺不堪的石阶前,便是凯撒遇刺的地方。

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风霜雪雨,经历了多少次兵祸人灾,还能辨认出这当年共和国的权力中心,能幻想出身披红袍的元老们侃侃而谈,已经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罗马是古老的。在纽约的街道上,一座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建筑就是古迹了;而在罗马的大街上,如果没有被风雨侵蚀过一千五百年,都不好意思称为古迹。是啊,如果能把城市比作人的话,一千五百年前,纽约的曾曾祖父还未出生,而罗马已经进入中年期了。那个时候,不仅古罗马共和国早已消亡,在这之后又历经了四百多年的西罗马帝国也已崩溃。如今罗马城里最为著名的遗迹,如圆形竞技场,集市等,都是在西罗马帝国时期留下的;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遗迹并不多。

远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还处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在这块土地就建立了共和国,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一应俱全,三权分立。在这之后的将近五百年时间里,罗马共和国东征西战,先后打败了伊特鲁里亚人、高卢人和迦太基人,把共和国从亚平宁半岛上一个小小城邦扩张到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大国。

可是,五百年之后,这个巍然不可动摇的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轰然崩塌,诞生了长达数百年的罗马帝国。

记得在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这段历史时,我觉得很诧异。社会发展不总是从独裁走向民主,从封建走向共和的吗?虽说历史的进程会有些波折反复,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时而帝国时而共和的,可是怎么会逆袭五百年的呢?

长大后才渐渐明白,并不是戴顶“共和”的帽子就是共和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国里,人被分成三个等级: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叫“公民”;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不过还有人生自由的叫“平民”;连人生自由都没有的叫“奴隶”。共和制度的民主平等都是针对那极少数“公民”而言的。虽然经过长期抗争,罗马城里的平民逐渐获得了公民的权利,可是所有的奴隶,以及那些被占领区域的平民仍然不在共和的平等民主的视野里。

其实,撇开价值判断,能够实现稳定的政治体制大致有两类,一类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层层选举,属于自下而上授权的体制;另一类有个极端强势的独裁者,作为权力的终极;然后层层任命,属于自上而下授权的体制。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体制,都会因为权力链缺乏封闭性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当一个政治体制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它会自发地寻找相对稳定的位置,这在经济学里叫做“趋于均衡点”;它或者往民主化迈进,或者向独裁化靠拢,取决于各方利益群体的博弈结果。

在古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也曾有过几次从贵族民主向平民民主的尝试,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贵族阶层的利益结成了牢固的板块,不是一两个热爱民主的保民官能够掰扯开的。既然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走不通,体制就自然向着另一个方向演化,以追求自身的稳定。

于是,一批强人就应运而生。军队与资本相结合的前三头联盟对抗元老院,克拉苏、庞培和凯撒,合而又分,最后以凯撒的胜利而告结束。凯撒距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却被元老院的贵族刺杀;布鲁图斯“我爱凯撒,可我更爱罗马”的豪言只是一个动人的幌子,其实他爱的是贵族联盟下的既得利益。

体制奔向独裁的脚步并不因为凯撒之死而停止。掌握军权的后三头结成新的同盟,再一次合合分分,在公元前30年,终于推翻共和,走向帝制。这便是罗马帝国的创始人,独裁者“奥古斯都”屋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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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民

陈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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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与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先后就学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等专著3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业为产业组织与创新管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闲时便写些人文历史的杂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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