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拉开序幕。

随着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序幕的拉开，中国大地上以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博弈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调整。从1936年开始，中共的口号就开始从“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这有点儿像当年义和团的旗帜从“反清灭洋”调整为“扶清灭洋”似的。从当时情景看，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如果把国策从“剿共”调整为“抗日”的话，对于依然处于“后长征”期困境中的中共及其红军是有利的。因此，于公于私，中共都会鼓励国民政府调转枪口。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口头上答应联合抗日，但是对于中共的军队和地盘还是看得很重，坚持要求“联合”之后中共必须交出军队与地盘。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之日，正是国共双方为合作抗日而在艰难地讨价还价之时。

日本的入侵野心是昭然若揭的；但是蒋介石总指望在消灭了中共之后再回过头来应对日本，即“攘外必先安内”。可是，日本军阀的算盘并不由蒋来拨动；七七事变，紧接着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日本从华北与华东两地入侵中国，显然不再给蒋介石以足够的时间，使得国共在合作上必须迅速达成协议。在这当口上，这个协议是对中共有利的。在协议中，中共口头上是吃亏了，红军改为了“国民革命军”，名义上成了蒋先生的队伍；地盘也在表面上取消了（不称“苏维埃”而改称“边区”）；但是获得了实惠。军队与地盘还是牢牢地抓在中共的手里。红军的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并没有被调开，而是集中属于“八路军”或者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统一指挥，军队的指挥部全部是中共的干部，国民党只派联络员负责沟通。最重要的当然是：国民政府不再全力“剿匪”，而且还给那些几天前的“匪军”以装备（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不给了）。

其次是各路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缓和。七七事变后，广西李宗仁率先倡议，各地实力派如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陕西阎锡山等纷纷响应，全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也有了大大的缓和。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不仅有中央军嫡系，还有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等各路地方部队，七十万不同体系的人马集中在上海，这在“剿共”时期或者“中原大战”时期是不可能的。

当日军逼近山西时，阎锡山召集手下将领和幕僚举行“民意测验”，给出三个选择：一是中立，二是帮助日军打共产党，三是联合红军抗日。阎锡山要求下属深思熟虑后，在数日后回答。投票结果是，31：7，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最后是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逆转。1927年的“四·一二”之后，斯大林对于蒋介石的“跳槽”（蒋曾以苏联顾问的马首是瞻；最后却投入了英美的怀抱）恨之入骨，觉得受了愚弄。但是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因为担心日本会与德国联手进攻，需要中国作为其东方屏障，这时的苏联与追求自保的英美等国的态度全然不同，提供数亿美元的大额贷款，并派出数千名飞行员直接参战（比抗美援朝时积极得多），竭力支持中国之抗战。

正是因为这些博弈关系的及时调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才能在大片国土沦丧，沿海赋税产地尽失，兵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掌控住局面，支撑到盟军的大反攻。所以蒋介石达到其个人威望巅峰，不是在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插遍全国之日，而是在历经八年艰辛，抗战胜利之时。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博弈关系的颠覆性变化，蒋介石才未能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让共产党的力量在这八年里迅速壮大，使得抗战前夕的三四万红军和江南游击队，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20多万正规军和民兵。当蒋介石坐在败退台湾的军舰上时，心里依然纠结着当初与中共的关系调整。祸兮？福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