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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77日夜,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拉开序幕。

随着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序幕的拉开,中国大地上以国民政府为核心的博弈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调整。从1936年开始,中共的口号就开始从“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这有点儿像当年义和团的旗帜从“反清灭洋”调整为“扶清灭洋”似的。从当时情景看,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如果把国策从“剿共”调整为“抗日”的话,对于依然处于“后长征”期困境中的中共及其红军是有利的。因此,于公于私,中共都会鼓励国民政府调转枪口。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口头上答应联合抗日,但是对于中共的军队和地盘还是看得很重,坚持要求“联合”之后中共必须交出军队与地盘。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之日,正是国共双方为合作抗日而在艰难地讨价还价之时。

日本的入侵野心是昭然若揭的;但是蒋介石总指望在消灭了中共之后再回过头来应对日本,即“攘外必先安内”。可是,日本军阀的算盘并不由蒋来拨动;七七事变,紧接着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日本从华北与华东两地入侵中国,显然不再给蒋介石以足够的时间,使得国共在合作上必须迅速达成协议。在这当口上,这个协议是对中共有利的。在协议中,中共口头上是吃亏了,红军改为了“国民革命军”,名义上成了蒋先生的队伍;地盘也在表面上取消了(不称“苏维埃”而改称“边区”);但是获得了实惠。军队与地盘还是牢牢地抓在中共的手里。红军的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并没有被调开,而是集中属于“八路军”或者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统一指挥,军队的指挥部全部是中共的干部,国民党只派联络员负责沟通。最重要的当然是:国民政府不再全力“剿匪”,而且还给那些几天前的“匪军”以装备(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不给了)。

其次是各路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缓和。七七事变后,广西李宗仁率先倡议,各地实力派如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陕西阎锡山等纷纷响应,全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也有了大大的缓和。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不仅有中央军嫡系,还有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等各路地方部队,七十万不同体系的人马集中在上海,这在“剿共”时期或者“中原大战”时期是不可能的。

当日军逼近山西时,阎锡山召集手下将领和幕僚举行“民意测验”,给出三个选择:一是中立,二是帮助日军打共产党,三是联合红军抗日。阎锡山要求下属深思熟虑后,在数日后回答。投票结果是,317,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最后是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大逆转。1927年的“四·一二”之后,斯大林对于蒋介石的“跳槽”(蒋曾以苏联顾问的马首是瞻;最后却投入了英美的怀抱)恨之入骨,觉得受了愚弄。但是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因为担心日本会与德国联手进攻,需要中国作为其东方屏障,这时的苏联与追求自保的英美等国的态度全然不同,提供数亿美元的大额贷款,并派出数千名飞行员直接参战(比抗美援朝时积极得多),竭力支持中国之抗战。

正是因为这些博弈关系的及时调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才能在大片国土沦丧,沿海赋税产地尽失,兵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掌控住局面,支撑到盟军的大反攻。所以蒋介石达到其个人威望巅峰,不是在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插遍全国之日,而是在历经八年艰辛,抗战胜利之时。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博弈关系的颠覆性变化,蒋介石才未能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让共产党的力量在这八年里迅速壮大,使得抗战前夕的三四万红军和江南游击队,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20多万正规军和民兵。当蒋介石坐在败退台湾的军舰上时,心里依然纠结着当初与中共的关系调整。祸兮?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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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民

陈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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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与管理研究会理事长,《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先后就学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等专著3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业为产业组织与创新管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闲时便写些人文历史的杂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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